（文章来源：人民政协网）

加强民族团结教育，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首先要正确认识和理解我国的民族关系，必须从历史和现实的层面上认清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及其蕴含的基本理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直面的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中国民族学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学术命题。

1988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阐述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概括了中华民族的总体特征。“多元”是指各兄弟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社会也各具特点而区别于其他民族；“一体”是指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他还认为，中华民族的“一体”，是指各兄弟民族的“多元”中包含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而不是其中某个民族同化其他民族。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全面贯彻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坚持民族区域自治，自觉地注重各兄弟民族的共同发展，使各兄弟民族在现代化中走上繁荣发达富强的发展道路，才会有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和繁荣。这一理念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华民族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理论框架。

今天，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的基本特征以及其蕴含的理念就是多样与互惠。

多样共存

考古学的材料一再证明，中国文明的起源一开始就不是一元的，而是在多个地区在不同时期起源和发展的。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也呈现了不同民族文化起源、发展、维系和延续。而我们今天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非单一民族国家。其中各民族均具有自己的特殊文化、生活方式，以及蕴含在不同风俗习惯中的价值观念。新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原则下，以民族识别的方式，承认了文化多样的存在，以宪法的形式从法律上保障了各民族保持和改革本民族文化的权利。也就是说，多样文化共存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上各个时期，同样也是今天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基础。正如著名民族学家岑家梧先生在1946年所指出的：“中华民族文化，虽有区域性，但是我们可以由文化辐合交替的原则上指出中华民族将来发展的趋势，必须汇合各区域文化的精华，使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更加充实和壮大。”

血脉相通

中华民族是一个血脉相通的社会文化共同体。我们不能因强调各自血脉的纯净而忽视彼此间的血缘沟通。1939年，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就曾强调中华各民族的血脉相通，他说：“夷汉是一家，大可以汉族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的血统，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百越、黎、苗的血统。今日之西南，实即千年前之江南、巴、粤耳。”贾敬颜先生认为，历史上，有少数民族融入了汉族，也有很多汉族融进了少数民族中，甚至，汉族融入少数民族的数量远不少于少数民族融入汉族的数量。在官方表现为和亲，在民间表现为被迫迁徙、主动逃亡和通婚。1994年，中国科学院遗传所根据对基因、等位基因频率的长期研究，证明出“汉族中至少有70%-80%不是汉族，广东人基本是南方蒙古人种，海南岛靠近五指山边缘的汉族与黎族并无太大的差别。”此外，据现今国内社会学研究的结果，民族间通婚比例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如此看来，所谓的某个民族的血缘纯净只是一种没有科学道理的想象，经不起历史的考证，也经不起现实的检验。

文化共享

文化多样性是中华文化的底色和基础，也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在。我国是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历史上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每一个民族的独特文化都属于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为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享有。

对此，顾颉刚先生认为，我们今天享有的文化很多是得益于少数民族的。如商周时期，中原祭仪中较为重视的乐器如钟、磬、琴、瑟、鼗、鼓、笙、萧、柷、敔、埙、篪之类。到后来除笙箫和鼓之外，逐渐被从胡人和羌人传入的胡琴、琵琶和羌笛所取代，成为了今天中国传统的乐器。古人上衣下裳，裳就是裙子，无论男女裹着一条裙子，没有穿裤子的，裤子乃是因为骑马的方便，可见裤子也是胡服。汉族家里死人时，就在空地上焚化纸制的房屋和用具给死者，然而唐朝以前都是用实在的东西或泥制的东西埋葬在坟墓里，纸制冥器乃是辽国的风俗传播进来的。而最近的例证就是长袍马褂和旗袍，而且旗袍还是清帝退位之后大家开始流行的。基于此，他认为不应将这些具有共享性的文化称为汉族文化，应称为中华民族文化。而这种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在今天依然在发展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及人口流动的频繁，西部少数民族的音乐、艺术、饮食、服饰和装饰等等，逐渐被东部地区接纳、吸收和享有，成为丰富人们物质生活，以及陶冶性情的必备之物。

经济互惠

中国各民族先民为了适应中华大地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以求生存，曾经发展出种种不同的生计方式和类型，导致了各地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差异，而基于这种差异则形成了经济文化共生的关系，以及这种共生关系对各方面利益协调的需求。仅就南北两大区域来看，农业经济和牧业经济之间历史上就一直有着密切的共生互补的关系。其典型的表现就是历史上茶马互市，即农业地区经常引进耕作和运输所需要牧业中的马、牛，牧业地区则需要引进农业地区的铁器和茶叶。1956年，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都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他的这些论述陆续体现在国家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一系列政策中。

政治一体

我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发展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关系，结成了血肉纽带和兄弟情谊，共同捍卫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尤为值得重视的是，历史上虽然有过不同民族政权并立的情形，但是各民族的统治者往往均有一个共同的历史传统，即统一的意识。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说，在民族问题中，在民族关系上，在民族发展史上，这一意识很重要。有时候，历史上某一阶段某一时期在政治上是分裂的，在经济上是分散的，但是这种分散并不妨碍统一意识的存在，甚至有时反映很强烈。如三国时期魏、蜀、吴都自认是正统，北朝和南朝均自认为是中国。近代以来，各族人民在同仇敌忾，共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过程中，逐渐缔结为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共同体。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继往开来，正在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事业。

总之，这五个表现有历史依据，也能得到现实的印证，有助于把握和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历史和现实中，多样共存是维护民族平等的前提；血脉相通是消除隔阂、加强团结的基础；文化共享是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基础；经济互补是发展少数民族，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基础；政治一体是强化国家认同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基础。另外，这五个特征不仅可以深化各族人民对“三个离不开”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为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心理上和认识上的基础。